石油工人先进事迹

来讲，这无疑是救命的稻草！尽管看起来中标无望，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就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和努力去争取。设备不符合要求，我们加班加点整改。将底座由4.7米加高到6米；电路系统全部更换，达到2级防爆水平；国产的钻井仪表不合要求，我们连夜从美国和中东购进。封井器试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多。甲方监督要求对封井器近200个闸门全部试压。环型封井器胶芯质量差，打上压后，达不到额定标准，200个压力开始往外冒泥浆。试压时间一长，胶芯关上了却回不去，前后6次更换垫子、上油，36个1.3寸的大螺丝拧上又拧下折腾了整整36个小时，才符合标准。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轮艰辛谈判和现场检查验收，我们终于拿到了IPC公司1+3口井钻井大包的施工权。绝处逢生。同志们高兴得又蹦又跳，最难吃的饭菜好像突然变成了美味佳肴。　　国外施工生产组织有多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苏丹的那次钻机搬迁，让我终生难忘。从六区钻井现场到五区作业区有580多公里，要穿越2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跨过150公里季节性的沼泽地，还需要横渡80米宽的尼罗河主河道。尼罗河上游主流不十分明显，到处是小河沟，下雨时一片汪洋，旱季时一片荒草。甲方下达动迁令后，我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要穿过那些星罗棋布似的季节小河已经够难了，在沼泽地里修路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减轻重量，我们不得不将设备拆开，本来一车可以拉完的东西就要分成几车拉。过80米宽的尼罗河需要驳船，驳船小了载不下钻机和泥浆泵也不行。我多次走访当地政府求援，才从河运公司租了一条大驳船。可是有船没码头也无法摆渡设备，2米多深的水，淤泥很多，船没有办法靠岸，怎么办呢？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找了六七天，才在一个遗弃的军营里发现两块钢坡板，大家高兴坏了！把钢坡板抬回来，设计了一个斜拉吊桥，建起了一个简易码头。这样，一船能载3车货，硬是将设备渡过了河，拉到了现场。　　
也门项目刚启动时，按照计划，2000年12月4日设备到港，结果23日才到，推迟了19天。合同要求我们元月中旬开钻。24日开始卸船，当时正是阿拉伯人的斋月，工人白天不吃饭，根本干不成活，我联系港口有关人员，找了100多人晚上加班干。他们100多人三班倒，我和另外2位同志负责编号、登记、捆绑车辆。因为怕卸坏了设备，我们一分钟也不敢离开现场。饿了吃点面包，渴了喝点矿泉水，就这样连续干了42个小时才将设备卸完，为按时开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20车货安全运到井场后，我们三个人睡了整整一天。　　
也门与苏丹正好相反，也门一年到头很少下雨。搬家时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要转好几个小时，有时还要经过100多米深的大峡谷。最短的搬迁通常是三四百公里，最长的一次有700多公里。就这样，沙漠连着高山，荒原连着峡谷，道路崎岖漫长。荒原上很少有人烟，走上一两天不见一个，看到人就像看到宝贝一样，心情很激动。有时间我就想，在国内钻机搬迁时，最头痛工农纠纷，在也门真是恨不得多见几个老百姓。　　
国外施工最令我们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苏丹是个穷国，政府军队和当地部落游击队长年打仗。尼罗河南岸是游击区，游击队担心政府军的坦克大炮过河，索性烧毁了上游的一切桥梁和渡船，并且不允许外国公司在游击区开采石油。1999年3月份，我们在苏丹5区钻到1840米井深时，甲方告知反政府军（游击队）将在2天后袭击井场，让我们做好撤离的准备。我们马不停蹄，全体动员，全面布置了撤离前的工作。将钻台制动系统锁死，发动机泵房材料房全部焊死，用推土机推土将营房堵死。当天夜里我对设备的封存工作仍不放心，凌晨3：00想再检查一下现场，一出门有2个人站在院里一动不动。我想谁在这里站着干什么，走近一看，是带班队长李红喜和钻工卓同光同志，还没等我开口，几个人把枪对准了我，将我围住。开始我很紧张。但是作为项目经理，我十分清楚必须妥善处理好眼前发生的一切，必须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于是我用英语给他们打招呼，问他们想干什么，我说我只是乙方，打井也是为你们好，有什么事找甲方，我可以帮助联系，请将我们的人放走。李红喜、卓同光同志趁机脱身。游击队员收走了我身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这样僵持了好久。我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万一打起来必死无疑。于是就说要上厕所，一个小头目迟疑了一下，让两个人拿枪跟着。我刚进厕所就听见甲方保安和游击队交上了火。我知道厕所的墙很薄，一打就透，看看没人，就弯着腰跑回宿舍爬在地板上。经过石油保安的顽强抵抗，激战3个小时后游击队撤了，甲方清点人数，保安死2人，游击队死3人，我方人员无一伤亡。第二天，为了免遭报复，我们将设备移交给了保安部队，坐运货的卡车离开井场，撤到了100公里外甲方基地。后来为了恢复生产，同时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要求甲方提供直升飞机，从基地到钻井现场运送我们的工人，但直升飞机也险遭空难。有一次我们生产骨干坐的直升飞机在一片森林上空被游击队击中，驾驶员的腿被打断，飞机失去控制急速下降。我想一定完了！在飞机坠落到离地面大约几十米时，幸亏副驾驶员控制住了飞机，大家才得以死里逃生。此后，我要求甲方飞机必须在现场垂直起飞，并且尽可能飞的高些。有时我不只一次地设想，当时如果游击队的枪突然走火，如果我没有躲起来，如果飞机撞在地上，我都不可能活着回来。真那样的话，可怎么对得起自己80岁的老母亲，怎么对得起恩爱的妻子，怎么对得起年仅几个月的孩子？！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我和大家约定，回国后谁也不能将这些情况讲出去。　　
也门的社会治安很差，成年人大多都背着枪，每个人几乎都有包括手枪、机关枪、冲锋枪在内的好几件武器。部落间矛盾和磨擦十分频繁，尤其在晚上，多数时候枪声不断，有些部落为了勒索经常绑架人员。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简直是折磨人！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们每次外出都要与甲方的安全官员通报具体时间，要求安全官员派军队护送，因此，项目谈判时保证充分的人身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　　
国外动荡不安的生活和国内祥和安定的生活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几年来，每次出国前与父母妻儿离别，与领导同事告别，离开油田熟悉的环境和家中温馨的生活，我都有一种难言的痛。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每次回国的时候，看到仍在坚持工作的同志，我又十分留恋，担心项目组再遇到意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