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星主要事迹

    姜生，1964年生，河北昌黎人，198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1992年考入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毕业并留该所工作，因科研成果突出当年破格晋升副教授，第二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6月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调入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创办人（2002年）、所长（正处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带头人。2000年8月～2001年9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高级访问学者；2008年11月～2009年5月美国维基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天文系研究教授。
    山东省首届“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首批文科免评审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评审专家（2009），复旦大学“复旦特聘”教授（2007），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6），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山东省社科重点基地“东方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2003），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教育部首届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教育部人文社科第二批跨世纪优秀人才（1999），山东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
    姜生主要从事历史学、宗教学、科学史与文化战略的交叉学科研究，精通英文。他的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有：
    1?道教与科学史研究
    承担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两卷。通过对道教史、科学思想、炼丹术和化学、医学、养生学、天学与地学、物理学与技术以及生物学等进行交叉研究。以中国自身传统与科学发展模式，分析道教中的科学技术内容，展现道教中的科学精神与思想智慧，提示中国古代科学创造和发展的文化基础。其研究目的是从深处揭示历史上中国之为科学原创国的文化根源，在传播中华灿烂科技文明的同时，为中国再成为科学原创国而探讨基于本土传统的可能战略。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这是一个纵跨“九五”、“十五”、“十一五”的重大学术工程，连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立项资助。该项目以原创性和国际化为标尺，由中、美、英、法、德、俄、比、日和中国港、台等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国际学术团队，被中外学界特别关注。中科院席泽宗院士誉其为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中国科学技术史》相媲美的“三箭齐发，成果辉煌”之作。在国家社科规划办发布的成果验收报告中，《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被列为优秀成果，并指出该成果的问世“不仅扩大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且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提出“文化攫能论”重要理论
    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导论”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攫能论”原创理论，作为研究人类文化气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主张通过发展“文化生物学”（culturobiology）的研究以深化其认识。在国外，2004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学者Stephen Boyden著The Biology of Civilization：Understanding Human Culture as a Force in Nature一书中，出现“文明的生物学”概念并提出将人类文化作为施加于自然界的一种力量来探讨。“文化攫能论”理论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并引起了进一步的探讨。
    3?原始道教史研究
    汉晋原始道教是国际道教研究界的热点和难点之一。姜生教授运用历史学与宗教学的交叉方法，取得了汉晋道教史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理论和方法上获得新突破，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问题。尤其是连载于日本《东方宗教》第92?93号的《原始道经终末论考》（漢代道教經典の終末論につぃて），否证日本一些著名学者提出的东晋以前原始道教没有终末论思想的论点，特别受到国际同行关注。这些新成果对于两汉中国思想和社会史研究，对于黄巾起义和张鲁政权之思想根源研究，以及汉魏中国政治变迁之宗教根源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依据。
    4?传统孝道在当代的不适应性及其转换研究
    姜生教授在学界最早提出，必须认识到传统孝道在现代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适应性，谋求其在现代经济结构下的可能转换。其核心论点最初发表在《山东大学报》和《中国青年报》。2008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两会报道”专刊，再次对姜生教授关于“孝道的经济学解释”进行了回顾式报道。2008年7月6日，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市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联合主办的“提高人口道德素质峰会”，姜生教授作为权威专家应邀在上海广电大厦演播厅演讲。
    5　宗教与考古研究
    姜生教授从宗教学的视野观察三星堆遗址研究，发表的《三星堆为商灭蜀仪式说》一文提出，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方形遗址坑，反映的应是异族征服所致国家祭祀系统毁灭事件，是蜀亡国的象征。根据遗址所见与商代祭祀的近似性质，判断三星堆应是古蜀国被商朝征灭时，商朝巫师为所灭蜀国诸神举行的大规模遣送神祇回归神界的仪式遗存。这些方形坑所见仪式的性质，是商朝人按照严格的宗教仪式规范进行的、以废毁蜀国“天地百神宗庙之祀”为目的的大规模灭绝行为，其意义乃是通过消灭其国家祭祀系统而灭蜀国。该文发表后，很快在学界产生重要反响，主要见于：《新华文摘》2009年第3期“论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3期“历史学”栏目首篇，第82～83页。
    同年发表的《蜀字源于瞽矇考》通过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提出“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观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最突出特征的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而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在原始道教与考古的结合研究方面，发表《长沙金盆岭晋墓与太阴炼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逻辑》一文指出，1958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墓墓室四角距墓底1?54米处各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