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教育工作事迹材料

    张煦，字怡荪，四川蓬安人，著名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张煦出生在经济富裕的家庭，祖父十分重视教育，家中设立私塾。张煦幼时，便就读于自家设立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祖父对其学业要求十分严格，常常给他加班加点补习功课，由此打下了牢厚的国学基础。稍长以后张煦进入县城、省城读书。
    1915年，张煦毕业于四川省高等学堂。经人介绍，他到保宁联合中学当英文教员。1917年，带着自己挣得钱，背着父亲，悄悄给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头，离开了家庭，只身赴京，并以ysyk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在学生时代，他就有《公孙龙子序》等文章发表。
    1920年，张煦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张煦因为研究《老子》，和梁启超结交，传为学术界佳话。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到北大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听众，张煦当时也坐在窗台上。梁启超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诙谐地对听众说：“我今对《老子》提出诉讼，请各位审判。”张煦听了不以为然。他依靠自己从演讲现场匆匆记下的几页笔记为原材料，连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文中称梁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是“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下载。其“判决”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在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全文分析严谨、逻辑严密、材料充分，针对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的观点，逐一进行批判：“或者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于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文章长达数万言。写就以后，张煦将其寄给了梁启超。心胸宽阔的梁启超收到文章后，十分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该文写了如下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该学术论文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晨报》全文发表，张怡荪也因此而负才名。
    此后至1935年，张煦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讲师、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讲授《国文》、《楚辞》、《韩昌黎文》、《文学专家研究》，开过《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字学》、《梵藏修辞学》和《佛典翻译文学》等课程。
    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张煦出版了《〈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
    1928年，张煦任教于清华大学。在此期间，张煦在陈寅恪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并发现藏学著作大都来自国外的研究者，特别是工具书。他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藏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首先应该研究它，“要揭开藏族文化的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以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他决心要改变藏学研究的现状。他时年已30多岁，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赞成，认为他研究中国文学会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说他已经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了，又来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更有人讥讽他，说他是“丢了现成的铁不打而去挖矿”。他认为中国的事就是要由中国人干，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且还邀集北大、清华的一批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后来日寇侵略，越逼越紧，国内的大学不愿做这个难见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愿去教会大学按外国文化侵略的口味办事。于是，张煦在北京向喇嘛拜师求教，学习藏文，正式转入西藏文化的研究。
    1935年，他从青岛返北京，在圆恩寺用自己的积蓄租了房屋，约北大、清华的部分同仁一起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了《宗轮晶鉴》(即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当时，“要获得一份资料，谈何容易，最初为这部辞典寻找藏文条目”，“就曾托人两上五台山，借阅藏文本的《集论》……为了收集国外藏学研究的资料，就多方面托人购置，个人财力有限，有时得竭锱铢而求之”。
    1937年秋，“月惨卢沟，风哀南苑，机群震空，炮声撼地”之时，他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和《汉藏语对勘》两书，由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只好“潜移南行，入沪求印”。但一至上海，能铸藏字之南市已经沦陷，遂“迫去香港”，方得以印刷。这两本书的序言都写于旅途中，其中《藏汉语对勘》序言，还写在1938年1月15日长沙二次空袭警报刚解除之后。在战火颠簸中，张煦编就《藏汉集论词汇》。这是他的ysyk步藏汉辞书。随后编就《藏汉语对勘》。
    1938年，张煦在成都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作为西藏文化专门机构，自筹经费开展藏学研究活动，为此，他邀请了不少藏学大师、佛学高僧等来文化院讲学，编就、《藏文书牍轨范》及《藏汉译名大辞汇》等。随后，张煦回到成都，放弃去大学任教，在成都正式挂出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8月，他刊印了自己编著的《藏文书牍轨范》与《汉藏语汇》。
    1939年，编成《汉藏译名大辞汇》。他专门请了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
    1941年，藏汉词条注释基本完成后，国民政府想让西陲文化院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为他们培养所谓的“边务人员”。由于张煦进行了抵制，他们一方面让四川省教育厅停发补助费，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义叫送预算，软硬兼施。张为避免麻烦，也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于是远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总纂任务。在康定，他遭到“调统”特务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在编写志稿的同时，继续从《杂集论》、《瑜珈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广泛收集词汇、短语，不停辞书的编纂工作。
    1945年，张煦为了逃避国民党特务的干扰，远离成都来到了康定，完成了《西康通志》的总